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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师的骑兵在外被交替冲击，扛了三次就受不了了。
船队则被炮击打沉六艘。
卢可用想撤往北岸，可是还没等他的水兵登船，就有沿浑河南岸一路跑下来的数百漠北骑兵过来，朝船上不停放箭。
他们是素巴第派来的先遣队，报告盛京左近的城防情况，本来是打算从辽阳东边走的，结果被炮声吸引过来了。
河道东西两端都被沉船堵住，南边是左光先，北边是蒙古兵，把他死死堵在河上进退两难。
卢可用没考虑太久，就让人拆了船帆，写上大大的‘讲和’二字，涉水南行。
刘承宗在开战前，就估计这支水师势穷时会投降，早将投降的条件列出，使者带旗子上岸还没一炷香的时间，就被送了回去。
条件还是老规矩，打输了投降就降职。
其实刘狮子并不期待卢可用投降，他戎马西北，收降的军队没有十万也有八万，早就琢磨出一套最有效的收降办法。
在战场上阵毙主将，迫降其亲信部下委以重任，最容易收伏人心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转化为己方中坚力量。
因为不论汉蒙番满罗刹，哪股势力的军队，只要存在清晰的等级，军队中就有或强或弱的人身依附关系。
主将不死，别人都听他的，投降了也是张献忠、左良玉、国师汗、达来台吉那样自带声望的难搞对手，必须要琢磨他们要什么，照顾舒服了，军队才能潜移默化地为自己所用。
反之像林丹汗死后的粆图台吉、吴思虎，杨嘉谟死后的赵之瑞、王性善等人，就好统御得多。
当然，这也是因为刘承宗本身在心底，就瞧不上三顺王的军队。
先入为主就戴着有色眼镜呢。
他就瞧不起这帮人，甚至在战前对左光先做出敌军实力的预测，都带着贬低。
他说：“三顺王所部，较水平相似之明军，搏战拼命凶性多半稍强，但劣势受挫之韧性，也必然更差，小心应付！”
这话就告诉左光先，说白了，那是一帮欺软怕硬的怂包，放手去揍。
结果还真让刘承宗说准了。
打起来确实拼命，但落到取胜无望的地步，立刻想后路逃跑，跑不掉就投降。
绝不会出现明军那样，即使取胜无望，朝北京的方向磕个头，硬顶炮轰枪打继续决死作战。
当然有色眼镜并不影响刘承宗的智力。
不是因为瞧不起人做出这种分析，而是做出这种分析才瞧不起人。
一来，是三顺王所部，真勇猛敢战的亡命徒和二愣子，早在叛乱和平叛的时候就死了。
二来，则是他们多次投降，思想混乱，本来士气就高不到哪儿去。
说白了，他们找不到拼死作战的理由，不知道为何而战。
明军知道、八旗军知道、叛军也知道，但像他们这种待遇不好的降将降军，作战士气比刘承宗手下的屯牧蒙古营还低。
刘承宗的蒙古营也只能敲边鼓，这还是刘承宗待他们非常好，汉家刘姓皇帝的坟头草都随便吃。
三顺王在歹青是个啥待遇，要军饷没军饷、要地位没地位、要人格没人格。
耿仲明的部下被八旗的蒙古兵偷了铁锅，都得专门写封信给崇德皇帝告状……这哪儿是王爷该干的事儿？
实在是卢可用这帮人掌握着元帅府缺乏的水师经验，才让刘承宗愿意收降他们。
不过待遇自然好不到哪里去，卢可用连投降带俘虏的九百多人，都被解了铠甲兵器，划到孙龙的辽阳营之下，组了个千总部。
把孙龙美的快找不着北了。
因为卢可用当年跟着尚可喜，就在海上曾把他打得找不着北。
他们这帮人降金以后，在孔耿的部下面前也牛着呢。
风水轮流转，当年那么牛，现在跑我这当部下了。
你也有今天呐！
刘承宗对孙龙也不放心，但对辽阳首降之将，画大饼的面子是给足的：“这些人跟你们的反正之军不一样，看紧他们把浮桥修起来，等回陕西，我给你划好地方安置家眷，建水师当大将。”
在辽东，他没办法对辽人放心，只有这些人跟着他回陕西，才能放手去用。
随着太子河的浮桥搭建起来，漠北蒙古的先遣部队回来报告盛京京畿的掠夺情况，刘承宗算算时间，知道自己该撤了。
“收拢财货甲械和战马牛羊，城来不及拆了，运不走的炮弹都推河里去，给张献忠传信，东边带不走就放火烧，烧完了到浑河搭浮桥。”
太子河上也在搭浮桥，用的是战船，几条大沙船往河上一连，就能当做浮桥。
只不过一条浮桥不够，海州和辽阳的战船都被调用，有的还得先从河里拉出来，陆行一段再推进河里，为方便大军快速渡河，每隔百十步，便设浮桥一座。
一经搭好，就立刻投入使用，将拉火炮、财货、粮食、火药、辎重的牛车运过去。
元帅军没运米，只携带了少部分粮草，大部分都是干肉。
各部在启程前都于辽阳大吃一顿，米肉菜管够敞开了吃，吃完就又在辽阳西城的几个仓库放了把火。
同时太子河东岸的东京城，火也烧了起来。
是张献忠得了指令，直接就放起火来。
张献忠一点都不贪，其实很多东西他能带走，但除了金银绸缎火药铅锭，其他的东西他觉得没有运送价值……只要陕西能产，运送就没意义。
反倒是纵火，对他很有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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